Sunday, March 10, 2013

Fang Zhouzi: Fu Ping's "Legendary Life", Again

On February 1, 2013, Fang Zhouzi published a followup to his initial blog on Fu Ping's "legendary life". This post addresses a few issues on Jenna Goudreu's followup report on Forbes, in which she raised some of the questions to Fu Ping.

Fang Zhouzi also uncovered a report from a Chinese newspaper that Fu Ping had attended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before leaving for USA. In those years as well as now, English is one of the tests students must pass to gain admission to graduate school. It's hard to imagine how Fu Ping passed that test when only knowing three English words.

  由于福布斯的报道《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引起我对美国杰魔公司创始人、“奥巴马团队的人”傅苹在中国经历的注意,我根据她几年来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以及其新书《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的说法,写了一篇质疑文章。很多中国读者纷纷在福布斯网站留言和在亚马逊写书评,指责傅苹是个骗子。傅苹新书在亚马逊的评分一夜之间从5分降到1.5分,有趣的是华人都给它打最低分1分,美国人都给它打最高分5分,并怀疑打低分的华人是被中国政府组织起来的五毛。 
  福布斯中文网站一度把《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删除,后来把标题改成《从文化大革命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重新登出。但写该报道的记者Jenna Goudreau从众多质疑中挑了三个问题给傅苹,傅苹做了回答,完全是狡辩。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傅苹文革期间,在她8~18岁时,是否在劳改队里呆了十年?傅苹将这归为翻译的问题: 
  【傅苹告诉我,它直译成中文(即“劳改队”)就成了强制劳动的监狱场所之意,因此有失精准。但她也表示,从8岁开始,她确实曾在政府管理的一所撤空的大学校园内一个单间宿舍中,与妹妹相依为命。她证实,9岁时,她没有去上学,而是被分配到工厂干活。其自传的新闻稿称其曾为“儿童兵”(child soldier)以及“工厂工人”。而中国批评者质疑她是如何小小年纪就得以成为工厂工人的,在那时候,当工人是一种荣誉。对此,傅苹回应称,她当时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所指的“工人”,因为她并没有获得报酬,而是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替代。】 
  傅苹的父母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所谓大学校园撤空,指的是文革期间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是1968年10月开始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春起教师们返校,各个高校恢复办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大学校园撤空的时间只有三年,而不是傅苹说的十年。何况据2005年她接受《公司》(Inc.)采访时的说法,1968年她母亲已被允许回校了(http://www.inc.com/magazine/20051201/ping-fu_pagen_6.html ),所以她和她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最多也就几个月。据傅苹的发小Diana Luo的说法,在南航教师下放五七干校期间,教师子女被集中起来管理。这被傅苹说成了她及其妹妹作为黑帮子弟受红卫兵监禁。其实傅苹本人就是红卫兵,有她戴着红卫兵袖章,和其他红卫兵打着“红卫兵团”旗帜在南京灵谷寺游玩的合影为证(http://www.fastcompany.com/3004166/bend-not-break-leadership-lessons-resilience-amid-struggle )。 
  傅苹说她在文革整整十年都没有上学,而是从9岁起就分配到工厂工作。文革初期中、小学瘫痪,但1967年11月起开始“复课闹革命”,傅苹作为大学教师子女,一直不回校上学,不可思议。贫困家庭子女可能会退学去当童工贴补家用,但是傅苹又说她在工厂的工作没有报酬,这就莫名其妙了,她整个文革期间不上学在工厂里干了十年的义务劳动? 
  其实对文革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所谓的在工厂不拿报酬工作,以及当“儿童兵”,就是当时的中小学生都经历过的短时间的学工、学军,那是当时正规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并不是惩罚,红卫兵、红小兵也都要学工、学军。她自己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也说了“大多就是下乡、学农、学工那样的经历”。 
  Goudreau说: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她表示自己是被从中国放逐或驱逐出境的,但实际却不存在相应的官方记录。当我要求其对此给予回应时,她表示,“放逐”一词不对——虽然这是在发往媒体机构的宣传其新书的新闻稿中所使用的措辞。该新闻稿先是写到了“傅苹被驱逐出境(deported)”,随后又重复了一遍称,“傅苹遭到放逐(exiled)”。 
  “在书的开头,我写了中国政府暗中驱逐了我。”她说。实际上就是该书开篇第一句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字上的演绎。我被要求离开。我的父亲帮我弄到了去美国的签证。我被告知不要谈论此事或者申请政治避难。我对此的理解是,我并非出于自愿而离开了中国……如果有人想说这不算驱逐出境,可以。但这就是我的解读。”那么要求她离开的是谁呢?“警方。”她说。】 
  原来她所谓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和被放逐,只是她自己的“理解”。但是她此前在接受各种采访和书中,反反复复地说的是中国政府把她驱逐或放逐,其中一个版本甚至说她被硬塞进飞机送到新墨西哥大学(she was bundled on a plane and s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http://www.uiaa.org/illinois/news/illinoisalumni/0707_b.html)。 
  好吧,我们姑且相信在她写了导致“联合国制裁中国”的论文之后,中国政府不是把她劳教、判刑,而是宽宏大量地要求她去在当时被中国人视为天堂的美国,但是Goudreau发现了在时间上有问题: 
  【在第一次采访中,傅苹谈到她在大学毕业前夕被警方逮捕,没能毕业,并被要求离开中国。她说,“我被要求离开,而我只有两周时间。”我回溯了她所提供的时间线并发现,在她参加苏州大学入学考试(1977年)并抵达美国(1984年1月)之间存在六至七年的时间。当我要求就这一事实进行确认时,她表示,她到1978年秋才入学,她说这样一来毕业就是1982年,而她与警方发生纠缠是在1983年。我问:这其中不是有一年的时间间隔吗?“的确。问得好。”傅说,“让我回去确认一下。”】 
  对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点,傅苹居然一时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需要想一想怎么回答。那她是怎么回答的呢?这回是由她的公关人员出面了: 
  【昨晚,傅苹的公关人员发来电子邮件称,他们“确认傅苹于1978年入学,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之后离校。她于1984年1月14日抵达美国。”也就是说,在警方要求她离开中国之前,她在国内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获释数周之后,政府要求她离开,”该公关人员在邮件中写道。“但在当时,要弄到护照,即便说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就算傅苹被要求离开中国,她也不得不等待护照发放下来。”】 
  这就怪了,护照是在公安局办的,既然公安局命令她2周内离开中国,怎么又在办护照时刁难了她一年呢?这只能说明她其实是按正常程序申请的护照,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要申请因私护照是极为困难的,通常是要有海外关系。按Diana Luo的说法,傅苹的叔叔(或伯伯)在美国,她是通过其叔叔的资助到美国留学的。傅苹到美国一年以后,傅苹的妹妹也到了美国,难道也是被驱逐的? 
  从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到1984年年初去美国留学这一年多时间内,傅苹也没有闲着。据《中国新闻》报去年的报道:“傅苹在恢复高考后进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到南京大学念比较文学硕士。”(http://epaper.chinanews.com/html/2012-03/14/content_3303.htm )也就是说去美国之前她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如果她惹上了政治麻烦,坐过牢,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她怎么可能被录取上研究生?Goudreau怎么不去问问,那篇给她带来麻烦的关于其论文的《人民日报》报道,究竟登在哪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而且,从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开始,上研究生都要有入学考试的,初试科目都包括英语。如果傅苹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她是怎么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傅苹在1992年加入美国国籍。 
(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menuitem.5af9bb95919f35e66f614176543f6d1a/?vgnextoid=651214f929685310VgnVCM100000082ca60aRCRD&vgnextchannel=34165c2af1f9e010VgnVCM1000000ecd190aRCRD )加入美国国籍需要至少有5年的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说她最迟在1987年拿到美国绿卡。当时她是个还没有毕业的计算机系本科生,不可能办技术移民。当时她也还未结婚(1991年结婚),也不可能通过和美国公民结婚办绿卡。她能获得绿卡的唯一途径是申请政治避难。她在中国的恐怖经历应该就是当年为申请政治避难编造出来的。后来发现美国人很轻信,能博得同情心,有助于推销自己,就反复地讲。的确,她去年接受采访时,就说她的故事有助于在做生意时别人了解她(http://www.nctechnology.org/news/files/techpose/pingfu_techspose.pdf )。当然还能树立起励志的高大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和荣誉。 
  傅苹在去年被美国移民局授予“杰出归化美国人”(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这是极高的荣誉,一年只有5个人得。移民局介绍她在中国受的苦难与她接受采访时相同,甚至也说她是被中国驱逐出来的(不过换了另一个词,expel),不知是根据她归化时提交的材料,还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授予她这个荣誉的原因很显然是她在中国经受的苦难与她在美国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实现美国梦的典型。可惜这是一个虚假的梦。美国人也喜欢虚假的梦。所以即使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她的苦难故事,即使海外华人对她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也不会影响她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不影响她这几天为了推销新书不停地接受美国各大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在中国的悲惨经历,不影响她的书成为美国畅销的励志书,感动无数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美国媒体愿意相信,即使那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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