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 Zhouzi: Fu Ping's Two Memoirs in Two Worlds

The following post was published by Fang Zhouzi in his blog on February 27, 2013. It compares Bend, Not Break with an earlier autobiography, Drifting Bottle, Fu Ping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96.

　　傅苹在去年年底出的英文回忆录《弯而不折》其实是她的第二本书。在1996年她已出过一本中文回忆录，不过是在国内出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漂流瓶——旅美散记》。这两本回忆录描述的傅苹生活截然不同。在把它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漂流瓶》的体裁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回忆散文：书的副标题叫“旅美散记”，书前的内容提要称“这部散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旅美经历”，书中附有很多张傅苹及其家人、朋友的照片以证明其所写都是真人真事，后记还交代了文中提到的真人真事的现状，傅苹在今年1月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她在中国出的这本书是介绍她在美国的生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2013/jan/14/bend-not-break-china-america/ ）。 

　　虽然这本回忆散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傅苹的美国生活的，但是也时不时地会提及其在中国的生活。从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其英文回忆录完全不同的傅苹： 

　　一、傅苹从小在南京长大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从小就寄养在上海姨妈家里，把姨父、姨妈当爸爸、妈妈，直到8岁时文革爆发被红卫兵赶回南京，才知道南京有其亲身父母，而且与亲身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内心还是把姨父、姨妈当成“上海爸爸”、“上海妈妈”。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没有一个字提到上海姨妈、姨父，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相反地，她说：“我是在大学校园长大的，校外那条有名的南京御道街是古代皇帝经过的道路，所以才叫御道街。”（p.15）“这是午朝门，离我家很近，我小时候常在这儿玩呢。”（p.88） 

　　近日傅苹接受《博讯》采访时声称：“自己的亲爷爷在傅苹出生前到了台湾，傅光培是她曾祖父傅慈祥的长子，因此傅光培是她的‘户口’意义上的祖父。”并附了一张她几岁时傅光培抱着她在宿舍楼照相的照片。如果傅苹是被上海姨妈、姨父收养的，由于姨妈、姨父都与傅光培无血缘关系，在当时在任何意义上傅光培都不是其祖父。 

　　二、傅苹从小在父母身边生活，并和其他小孩一起受教育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在1966年被赶回南京后，她的父母都被送去改造，她和妹妹单独生活了5年，到1971年时她母亲才回家，而她父亲则等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回家，在文革期间她父亲一直在东北伐木。在十年间傅苹没有在学校受教育，而是在工厂制作收音机和计速仪，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6小时，每天学习2小时毛主席语录。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一直就在父母身边长大。请看她回忆的一段小时候趣事：“记得小时候，老师最喜欢给我们出的作文题就是《我的理想》。当然啦，做作文的时候必须正儿八经地咬文嚼字，写得文采飞扬。所以，文章中的理想总是写得很崇高的。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爸爸妈妈宣称，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开三轮车的司机。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干大事业，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嘛。这种小三轮车是很多个体户跑单帮用的，行动起来不但蹦蹦蹦地吵声不断，屁股后面还冒着黑烟，我们叫它‘放屁虫’。”（p.15）接下来她提到这种三轮车是开在南京御道街上的。 

　　《我的理想》这种作文通常是小学生写的，长大想当三轮车司机这种不懂事的理想也是幼儿园或小学生才会有的。所以这里说的“小时候”应指的是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说，傅苹受过和同时代人一样的小学教育，写过相似的作文，而且当时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听她讲述理想。 

　　三、傅苹从小没有吃过苦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童年描写得悲惨无比，受到红卫兵的虐待，10岁时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轮奸、毒打，在工厂当童工。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写自己为赚钱去给一个美国家庭打扫卫生，擦地板很辛苦，受了雇主的气，按理说这和她上述的悲惨童年比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她却说：“我在我的国家也是教授的女儿，被父母宠爱，何曾吃过这般苦，可是苦又算得了什么，气才真正受不了呢。”（p.11）这说明傅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教授女儿，何曾吃过什么苦？ 

　　四、傅苹没有被越南华人绑架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刚到美国，抵达目的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时，在机场被一个越南华人绑架去给他的子女当“妈妈”，被关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才被警察救出。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在美国遭到的最大苦头就是打工，最大的奇遇就是谈三角恋爱和在高速公路开车爆胎，遇见的最悲惨的事是同屋的中国留学生摔断了腿却住不起医院，但对这段被绑架历险记只字不提，相反地，还说她到阿尔伯克基市第三天，就去和一个在南京时的邻居凯利约会去了，并抱怨说：“我来了三天，他才迟迟地与我联系，似乎有点过于冷淡。”(p.38)即使她记错了时间，把第四天记成了第三天，那么她那三天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凯利想要联系她也联系不上，她怎么会去怪他过于冷淡呢？可见她到阿尔伯克基市就一直处于别人能联系上她的正常状态，所谓被绑架，是胡编的。 

　　五、傅苹刚到美国时英语口语相当不错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刚到美国时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做任何交流，连飞机上的饭都不敢向美国空姐要。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两次提到她在国内时背过英语九百句，而且背熟了，一到美国就全派上了用场（p.2, p.7）。她去语言学校报到时，能用英语介绍自己“你好，我的名字叫傅苹”，能对叫简爱的老师说比较复杂的英语：“简爱，这名字真好，我很喜欢那本文学名著。”能用国内学的英语应付分班考试：“在国内学的一点点英文似乎可以应付一大半的考试题，我暗自得意起来。”（p.2）根据考试的结果，她被分到了中级班。(p.4) 

　　那么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在中文回忆录的前言中，傅苹说她父母亲帮助校对誊抄，即该书关于其国内的生活部分的真实性是经过她父母认可的。其对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对她在美国学习、打工的介绍，与其他人的经历相似，没有离奇之处（关于她在美国的经历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不算太离谱）。所以很显然，她的中文回忆录要比英文回忆录可信得多。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要在中国出版，所以不敢直写悲惨故事呢？她在英文回忆录里的那些离奇故事，父母文革期间受迫害，自己和妹妹相依为命，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在美国遭到绑架等，都不是什么敏感、犯忌的内容，没有必要回避。如果真的发生过，并写下来的话，不影响其出版，只会增加该书的可读性。 

　　所以傅苹自己也很清楚，她胡编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很难骗过中国人，用中文写作时，就要老实得多。她当时在学校工作，没有经商、没有名气，也就还没有编造自己的人生传奇的动机。但是等到她创建了公司，有了名气，面对美国人时，就可以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想像信口开河编造自己的励志故事了，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美国媒体很容易骗。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在英文世界的这些信口开河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她17年前在中文世界出的回忆录还会被挖出来，两个世界的回忆录放在了一起，明明白白地揭示了一个骗子的真面目。